王涛那声“干了”还在我脑海里回荡着，我桌上的内线电话就响了起来。
“林主管，法务部老张和安全部的刘工五分钟后就到小会议室。”是我助理小张的，“王经理说，掘地三尺也得在今天把框架抠出来。”
“好，马上到。”
赵工已经抱着笔记本等在会议室门口了，冲我抬抬下巴：“兵马未动，粮草先卷起来了？王涛这回是真急眼了。”
“箭在弦上了。”我推开门。
老张捏着眼镜腿，把我那张“安全沙盒”的草图看了又看。
“晓阳，想法是好的。但这个‘共同监管平台’，数据主权边界怎么界定？”
“日志实时上传，万一包含敏感信息，算谁的？合规风险极大。”
旁边的刘工抱着胳膊，点头附和：“技术上，监控阈值设定标准是什么？谁来确定什么算‘异常’？”
“误报了影响合作进度，这个责任又算谁的？我们不能凭感觉搞安全。”
王涛一听就毛了：“哎哟两位大佬！这也不行那也不行，那你们说咋办？等着凯文发个‘好走不送’的邮件来吗？”
“王经理，急归急，规矩不能破。”法务部老张敲敲桌子。
“法律条文和合规底线不是弹簧，不能你说压就压。”
我吸了口气，把图纸往中间推了推。
“张老师，刘工，你们的顾虑非常对。所以我们不能搞模糊地带。”
我指着“共同监管”那几个字。
“平台必须架设在我们本地的服务器上，物理控制权在我们手里。”
“诺瓦方只有经过我们二次加密后的日志浏览权限，而且只能是事件类型和触发时间这类元数据，原始数据不出库。这能解决主权问题吗？”
老张推了下眼镜，沉吟片刻：“嗯…如果操作权限和原始数据隔离，浏览权限严格受限，法理上就通顺多了。可以操作。”
刘工紧接着问：“那判断标准呢？不能我们单方面说了算，不然人家觉得是霸王条款。”
“标准必须提前共同拟定，白纸黑字写进合作附件里。”我转向赵工。
“赵工，技术层面，我们能不能先拿出一套国际通用的风险行为基线模型，作为初稿？”
赵工立刻点头：“没问题。ISO27001和NIST的框架改一改，结合咱们项目的具体情况，一天就能拿出个草案。到时候双方专家再一起评议修订。”
“对！”我接上话，“这就不是我们单方面‘规定’，而是双方基于国际标准‘共识’出来的规则。刘工，这样责任能厘清吗？”
刘工脸色缓和了些：“如果是这样，有据可依，有标准可循，那就可以谈。”
“还有个实际问题。”老张插话，手指点着“安全沙盒”四个字。
“这个沙盒的范围，谁来确定？如果都由我们定，对方还是会觉得受限太大，缺乏互信。”
“这个问题在新疆遇到过。”我接过话，“当时给牧民定居点安装光伏供暖系统，我们和本地技术员也有过类似讨论。”
“最后商定，由双方共同列出所有关键操作清单，逐一评估风险等级。”
“高风险操作绝对禁止入沙盒，中低风险且高频的，经过预处理和监控，可以放进来。这个清单，本身就是谈判的一部分。”
“这个办法好！”赵工一拍大腿，“有清单就有依据，吵起来也有个框架。”
“咱们可以先把我们认为明显高风险的核心工艺参数调整、底层控制代码修改等直接划出沙盒。剩下的，再谈。”
王涛看着我们你一言我一语，猛地一拍大腿。
“哎！这么说不就完了嘛！听得我脑仁疼。”他转向老张和刘工。
“那二位，就这么个思路，赶紧动起来？法务部牵头弄协议附件，安全部和技术中心搞标准基线和操作清单？”
老张和刘工对视一眼，终于点了头。
“可以。”
“我们尽快出初稿。”
送走两位大神，王涛抹了把虚汗。
“我的林大主管，你这哪是拧螺丝，你这是搞微雕啊。不过，你这新疆还真没白待，脑子里有点存货。”
赵工笑着保存文档：“微雕也得雕，不然就得炸锅。晓阳，联合响应小组那个机制，你再说说，具体怎么个联合法？”
“四方同时在线，有时差怎么办？咱们这里是白天，欧洲那边可能是深夜。”
“人员组成必须对等，但可以灵活排班。”
“我们出两个人，一个技术，一个安全。诺瓦也出两个人，同样配置。”
“可以约定一个共同的值守时间窗口，比如覆盖中欧工作日的重叠时段。”
“超出这个窗口的预警，按紧急程度分级处理。极端紧急事件，协议里写明有24小时联络人，必须响应。”
王涛插嘴：“那要是他们的人磨洋工或者包庇呢？”
“所以我们规定响应时限啊。”我在白板上写了个“15分钟”。
“预警触发后15分钟内，四方必须接入联合频道。超时就算违规，按协议升级处理。”
“而且，所有沟通记录全程留痕，这是赖不掉的。”
“嘿，这行！”王涛来了精神，“给他们也上上紧箍咒。那脱敏模型呢？”
“刚才老张他们没细问，但这玩意是关键，总不能咱们说脱了就脱了，得让人家信服啊。”
赵工接过话茬：“这个我来补充。脱敏不是简单的遮盖，而是用算法进行数据变换。”
“比如，我们可以采用差分隐私技术，在数据里加入标定的‘噪声’，既能保证统计分析结果基本准确，又无法反推出原始个体数据。”
“或者对连续数值进行分桶处理，只提供区间值而非精确值。这些技术都是有国际论文和业界实践背书的，不是我们凭空捏造。诺瓦的技术人员应该能理解。”
“而且。”我补充道，“具体采用哪种脱敏算法，注入多少‘噪声’，分桶的粒度多大，这些参数都可以谈。”
“甚至可以提供几种方案让对方选择，或者共同测试不同方案对他们数据分析结果的影响，找到一个安全和效用平衡点。这本身也是建立互信的过程。”
王涛眨巴着眼睛，消化了一下这些技术名词，最终挥挥手。
“行行行，你们技术上的事，你们负责把它弄扎实了，别让人家问倒了就行。”
“总之，既要绑住手脚，又不能让人感觉被绑得太死，这活儿真特么考较手艺。”
一下午的唇枪舌战，总算把“安全阀”的几个核心齿轮初步打磨出了形状。
看着草案框架邮件发出去，我感觉比在戈壁滩跑现场还累。
王涛端着杯咖啡过来，压低声音：“我说，刚才老张他们没好意思直说。”
“你这套组合拳下来，等于把凯文想要的‘自由’上了好几把锁。他那边…能点头吗？”
“别咱们这儿热火朝天，人家那边直接掀桌子了。”
我转着笔，没直接回答。
“王经理，你说，咱们费这么大劲，是为了卡死谁吗？”
“当然不是啊！是为了…”
“是为了让合作能真正安全地、长久地进行下去。”我接过话。
“如果因为怕麻烦，留了后门，埋了雷，将来一旦爆了，损失更大。这个道理，凯文他…应该比我们更懂。”
“他们比我们更怕风险，更看重长期的、稳定的收益。我们提出的不是枷锁，而是一套专业的、可验证的风险管控体系。这恰恰是对双方投资负责的表现。”
利益和风险，他们算得比谁都精。有时候，明确的规则和底线，比模糊的“信任”更能让这些国际玩家感到安心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