延津大寨，中军帐内。
魏种向娄圭作揖道:“子伯先生，我等今夜当如何行事？”
娄圭捋须道:“我等固守不出，静观其变即可！”
魏种神色微微一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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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静观其变？”
娄圭胸有成竹道:“魏府君勿忧，三日内，主公必有捷报传至，届时，魏府君驰援之功必不可没。”
魏种微微叹息，向南拱手作揖:“魏某非为卫将军而来，实为天子出兵也！”
娄圭捋须颔首:“二者休戚相关，本为一体，魏府君不必割裂。天子需卫将军为汉室征伐四方，卫将军亦需借天子之名号。”
魏种眼眸之中精芒乍现。
“子伯先生，卫将军当真无不臣之心？”
娄圭坚定颔首:“正是！魏府君尽管放心。”
魏种松了口气。
娄圭笑道:“魏府君不必焦虑，大局已定，我等静观其变即可。”
原武城城门外，曹洪见徐晃勒马长叹，心中不由“咯噔”一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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徐晃压低声音:“子廉将军，路上再谈此事。”
在马蹄声掩盖之下，徐晃刻意压低声音道。
“子廉将军，而今明公可用之兵，已不满万人矣。”
曹洪身子遽然一颤，好险没跌落马下。
“公明，何以至此？”
徐晃咬牙切齿道:“某同郡之关云长临阵倒戈！助淳于仲简纵火焚粮！”
曹洪恍然大悟:“刘玄德在彼处？”
徐晃深深一叹，颓然颔首，心知自己不该生怨。
自二月至今，关羽已为己方立下无数大功。
遑论关羽早已有言在先，若关羽寻得其故主刘备，便投奔其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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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羽既在刘备危殆之际遇到后者，焉有不助故主安然逃离之理？
这事儿若换成徐晃本人，也必然会如此做，因为这才是这时代的忠义之举。
虽然曹操肯定不这么认为。
曹洪话音有些发颤。
“公明，我等而今，仅余不足三万兵卒？”
徐晃黯然颔首。
曹洪此时之心情，大抵如下:
我有一句
注:征/镇/安/平在汉末魏晋皆为重号。
是岁，韩遂、马腾等降，率众诣长安。以遂为镇西将军，遣还凉州，腾征西将军，屯郿。--《魏书六董卓传-附传》
这与李傕利用壶寿招募“故平难中郎将”张燕（即黑山贼）是相似的。曾接受过汉廷官职的关中军阀，相比“自立天子”的关东诸侯，确实更倾向于重新合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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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此，曹操挟天子，可以用之镇抚西境，保障后方。甚至官渡之战时关中还“贡马二千”，支援前线。
太祖在官渡，与袁绍相持，繇送马二千馀匹给军。--《魏书十三钟繇传》
可见刘协在曹操手中，确实可以发挥作用。
但袁绍不行。因为袁绍的地理位置相当尴尬。
其北接乌丸、东临大海；西侧名为并州（今内蒙南部、山西北部），实际并州在东汉一直是南匈奴的大本营。朔方、云中、五原、雁门等地夷汉杂居，胡化严重，当地人皆“便弓马、善骑射”。如吕布是五原人，张辽是雁门人。西河则是白波贼的老巢。
在相关记载中，只有上党处在袁绍的实控之下（或许另有太原）。
考虑到袁谭的“青州刺史”最初只有平原一郡；高干的并州刺史，很可能与表兄一样，也只有上党一郡而已。
注:高干是袁绍外甥，云某疑其人乃吕布麾下高顺之兄弟。
（袁）谭始至青州，为都督，未为刺史，后太祖拜为刺史。其土自河而西，盖不过平原而已。--《九州春秋》
问题在于，北侧和西侧的胡人邻居们，根本不在乎礼义名份、只认识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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袁绍笼络鲜卑、乌丸的方式与西汉无异，是通过“联姻”、“贿赂金银”等手段。
三郡乌丸承天下乱，破幽州，略有汉民合十馀万户。袁绍皆立其酋豪为单于，以家人子为己女，妻焉。--《魏书一武帝纪》
虽然袁绍也曾“假借刘虞名号”给鲜卑大人封赏官位，但从《牵招传》可知，胡人酋帅根本不在乎“官位”这种虚名，他们更在乎金银、布帛等“现实利益”。
峭王问招:“昔袁公言受天子之命，假我为单于；今曹公复言当更白天子，假我真单于；辽东（指公孙康）复持印绶来。如此，谁当为正？”--《魏书二十六牵招传》
谁当为正？谁给的钱多，谁就是正呗！
可见袁绍北侧、西侧的邻居是何等现实。
袁绍南侧的邻居是曹操，比胡人更加“水米不进”。笼络胡人尚可依靠金银，“笼络曹操”则无计可施。
如果认为袁绍“挟献帝”即可号令曹操，那无疑是难以想象的事情。
曹操为了摆脱袁绍麾下身份，连治所都能搬到许县！
由于尴尬的地理位置、决定了袁绍无法像曹操一般、从“挟天子”中获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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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此，与献帝本有旧怨的袁绍，对迎立天子之事，也就特别不热心了。
遑论皇帝还是一柄双刃剑！
磨刀恨不利，刀利伤人指。
除上述的旧怨、地理位置问题外，迎立天子还存在“负面共性”，即导致军阀内部分裂。
正如荆州使者韩嵩对刘表所言“若天子封我官位，我从此便是天子之臣，非君上（指刘表）之臣也”。
将军（刘表）若欲归之（曹操），使嵩可也；如其犹豫，嵩至京师，天子假嵩一职，不获辞命，则成天子之臣，将军之故吏耳。--《后汉书刘表传》
在汉末士人深受名教影响的大环境下，“天子名目”确实颇有几分号召力。以曹操为例，他虽然利用天子牟取了不少利益，却也出现了孔融、荀悦、荀彧等人“先后倒向汉室”的反例。
献帝颇好文学，（荀）悦与少府孔融侍讲禁中，旦夕谈论。累迁秘书监、侍中。时，政移曹氏，天子恭己而已。悦志在献替（即匡正进谏），而谋无所用。--《后汉书荀淑传-附传》
至于性质更加恶劣的董承之乱（也就是西历199的衣带诏事件）、伏寿之乱（214）、吉本之乱（218）、孙狼之乱（219）、魏讽之乱（219）等等，无一例外与“挟天子”有关。
客观评价，以谯沛系和颍川系为核心的曹魏阵营，比“四分五裂、各怀鬼胎”的袁绍阵营要团结得多；即使如此，曹操也深受其害，甚至被逼迁都邺县（即袁绍故治所），与天子实现“地理隔绝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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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这样“防患未然”的环境下，曹操晚年亦掀起数次肃反大案，清洗许县汉臣（218）、与首鼠两端的魏臣（219）。
至于袁绍阵营内部，渤海系（即旧人系）、河北系、颍川系等诸多派系相互攻讦、日夜争斗；且不说河北系内还另有韩馥系（沮授、田丰、审配、鞠义等），令人眼花缭乱。
在此环境下，如果贸然迎接献帝，不仅一无所得（地理原因），还可能因为袁绍与献帝的旧怨（另立刘虞），而导致“一生不曾安分”的献帝，在邺县更加猖獗地作妖，加速袁绍政权的崩溃。
袁绍另有所谋，且手段相当现实。即令曹操将刘协迁治鄄城，方便监视。
绍每得诏书，患有不便于己，乃欲移天子自近，使说操以许下埤湿，洛阳残破，宜徙都鄄城，以就全实。--《后汉书袁绍传》
鄄城在兖州济阴郡，袁绍从弟袁叙是济阴太守。且鄄城虽然名为曹操辖区，距离邺县却一步之遥。若有变故，袁绍可立即“兴兵自取”。
袁绍想避免“逢迎天子”之害，却能坐享“接近天子”之利。可惜曹操亦是奸雄，自然洞悉要害，一口回绝，最终二人反目。
有道是“不入虎穴、焉得虎子”。曹操巨奸之人，尚不能避免“挟天子”之害，袁绍想又当又立（即令天子迁治鄄城），自是痴人说梦。
另一方面看，绍与刘协的旧怨以及尴尬的地理位置，导致他无法如曹操般享受“挟天子”之利，且必将深受其害，故几经思虑后，袁绍最终放弃，最终强弱易主，功败垂成。
由是观之，结合前文，袁绍或许无称帝之心，但必有借天子号令天下之志。